言官并非是明朝的首创，而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章从赵宋那里学来的。
言官的前身起于宋朝的宋仁宗，就是那个历史上唯二以仁为谥号的宋仁宗赵祯。
当初的言官有个雅称，名为风闻奏事，其本意是举报人可以根据传闻进行举报，不必拿出真凭实据，也不署名。
从这里看起来，风闻奏事其实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毕竟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甚至连丝毫证据都没有就可以上谏的事情很容易诞生冤桉，而对于举报者却只有一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简单的来说就是犯错的成本太低。
不过对于皇帝来说，风闻奏事其实并非只有坏处，不过其中的好处并不适用于大明。
最起码不适用于现在的大明。
想想赵宋是个什么情况？风闻奏事的出现不仅能够留下一个好名声，还能让官员们互相争斗，这就能从侧面加强皇帝的权利。
其实在朱瞻垶看来，言官的典范应当是唐初的魏征。
有人说魏征和李世民都是好演员，给全世界乃至整个历史都演了一出君臣和睦的戏，但不管怎么说，朱瞻垶还是认为魏征才是言官最好的典范。
北宋时期的司马光曾经说过：“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
且不管事实如何，最起码在表面上魏征是做到了。
然而，现在大明的文官呢？
赵宋是宽容的，这种宽容不仅体现在皇帝开国不屠戮功臣，君臣之间相对和谐、宽松的相处关系，还表现在经济方面的大开放、文化方面的大融合等。特别是言论自由方面，特别为后世的文人所向往。
除此之外，再加上明仁宗当时的处境，诞生风闻奏事这种事情并不是很让人意外。
但明朝就不一样了。
以功臣屠戮殆尽为开端，以多次大规模杀戮完成政治清洗为后续，以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政治为贯穿整个王朝始终为背景的明朝，看不出一丝一毫的宽容气息。
然而，就是这个极度不宽容的时代，却从上至下都贯彻了不杀言官这件事。
朱瞻垶并不否认言官给大明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就好像他之前定下后又废除的一条鞭法是一样的：但凡有人参与其中，那好事最终也不一定就是好事。
陈留，就是典型了。
看着灰熘熘地回到自己位置上的陈留，朱瞻垶没有说话。
不杀言官是太祖高皇帝定下的规矩，他不会随便破例，就算是破例也得有个合适的理由。
陈留是在行使言官的权利和责任吗？是的，言官的权利和责任就是上谏，就是弹劾，就是未雨绸缪。
但是，陈留所做的这些是当初太祖高皇帝设立言官的初衷吗？
并不是。
整个朝堂上到皇帝朱棣，下到品阶最低的官员，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能够看得出来朱瞻垶在倭国时所做的事情到底有何利与弊。
弊端是肯定有的，杀气太盛不是什么好事情，但相较于利益来说，大部分人都觉得这弊端可有可无。
首先就是倭寇的问题。
历经两朝，前后四十多近五十年的倭寇问题虽然不会因为这次征讨倭国而彻底消失，但在人口的大量消耗之下，倭国紧张的资源能够得以缓解。
在资源足够的情况下，倭寇之患就不会发生，也就是说短则两代人，多则四到五代人这个周期内，大明不需要因为倭寇而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