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宋徽宗紧急下达诏书，要求众臣上书“陈献利害”。诏曰：“河北燕山边面事，理宜询访利害，选用人材，特许文武臣僚诸色人，经尚书省投状自效，并献陈紧切利害”。
金人寒盟，出兵入侵，“上为大惧”。在崇政殿里，梁师成抱着一大摞前后与金国结约的文牍，站在宋徽宗面前。宋徽宗望着他说：“北事之起，他人皆误我，独太师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须问他否？”
梁师成“迫上耳，密奏久之”，宋徽宗遂默然而止。也不知道梁师成究竟对宋徽宗说了些什么？
宗望率东路金军出燕京城南下，很快便跨过白沟河，一路之上，势如破竹。但是，在进攻保州和安肃军两城时，金军受挫，没能攻克。宗望令大军绕城而过，继续南下。宗望与宗翰用兵各有不同，宗翰是遇城必克，而宗望则长驱直入。
此时，随军南下的宋朝燕山府路官员被“分在诸营”。都转运使吕颐浩在阇母营，副使李与权在宗望营，提举官沈琯在留守营，其他人在都统营。沈琯想起，前几天在燕京城的时候，宗望曾派人对蔡靖说，如果想要讲和，请“将文字来”。当时，蔡靖担心宗望“中辍”，便让沈琯赶紧起草和议书，但他还没来得及撰写就随军出发了。
十二月十九日这天，在安肃军城门外，沈琯将“欲献讲和事，说与监守军官等，众人皆云甚好。如此，则花又不损蜜，又得成。”沈琯“遂问隔营一军官借得一笔砚，及毛头纸三幅”，晚上在灯下写成一份和议书，全文如下：
某谨献书皇太子麾下：某窃谓天地之德可为大矣，而孔子以一言尽之曰：生而已。伏惟皇太子，亲拥兵以责不信，自入境来不杀一人，不取一毫，河北之城守而不下者，察其愚衷，未尝逼而过之，真体天好生之德也。赵皇聪明睿知，闻于天下，特用事之臣有以蒙蔽之，其不信之罪固有所在。唐尧昔之盛帝也，犹且用方命圮族之鲧，至于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殛之于羽山。成汤昔之贤君也，其臣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不吝。赵皇之德过于尧汤，岂不能殛鲧而改过哉？况我太祖太宗以揖让而取天下，虽显武功，而亦不诛戮，继之以真宗仁宗，纯以仁义治之，德泽入人已深，未易动摇，赵皇又安肯遽举河朔而遂弃之？亦须聚兵而一战，胜负姑置不论，然胜者岂全无杀伤之害？特有多寡之异耳，又况于负者哉！两国之兵，各尽死以忠于国，而使肝胆涂地，非皇太子入燕之初，所以谕人民之本意也。某欲请选轻兵十骑，随某先驰至汴，亲见赵皇，临遣大臣前来军前，计议多少金帛以犒将士，更增岁币以重和好，亦大金皇帝无穷之愿，岂不美哉！如以为然愿速行之，或以为不然，既效谋不用，便留之军中无益也。
次日，沈琯想将这份和议书献给宗望，可是因没找到机会，“投不得”。这时，恰好遇见吕颐浩骑马走来，于是便“以书与之”，请他转交给阇母。
同一天，即十二月二十日，宋徽宗“闻贼马逼近”，急忙命皇太子赵恒为开封牧。他在御笔中说：“皇太子除开封牧，余依故事。兹出朕志，非左右大臣建明，付翰林草制谕此意。”
开封牧、尹，宋朝并不常置。宋太宗、宋真宗“皆尝尹京，后，亲王无继者”。宋徽宗此时命太子赵桓为开封牧，其目的是让他留守东京抵御金军，而自己则打算南撤，“幸淮、浙”，以避敌之锋芒。于是，“宰相日赴都堂聚议，有司已择二十六日皇太子视开封府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皇太子赵桓入朝，宋徽宗令除去太子所佩金鱼，“赐以排方玉带”。按朝仪规定，排方玉带只为帝王所用，非臣子所当服也。宋朝金带多而玉带少，“玉带皆不许施于公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