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兵分两路大军伐宋，西路军较东路军出兵稍晚一些。十二月初六日，宗翰率西路军从云中府出发，很快便进入忻州、代州之境。当日，宋朝代州边关紧急向太原宣抚司报告：“金国遣人来，大军与使人同发，直薄马邑而营”。马邑，即今山西朔州。
童贯接到报告后，立即与参谋宇文虚中、范讷，机宜王云、朱彦通等开会商议，最后决定“赴阙”。初七日早衙时，童贯当面告知太原府知府张孝纯和张孝纯的儿子机宜张浃：金军已经入侵，现在形势很危急，自己必须“赴阙禀议”，“已令劄送照会，一面差官等待人使”，“本司来日便行”。
张孝纯愕然，说：“金人已渝盟入寇，大王当在此勾集诸路军马，并力支吾，今大王若去，人心骇散，是将河东路弃与贼，河东既失，则河北路岂能保耶？且乞大王驻司在此，共竭死力，率众报国。如今，太原府路地险城坚，人亦谙战斗，未必金贼便能破也。”
童贯大怒，望着张孝纯道：“贯只是承宣抚，不系守土，若宣抚司驻此经营，还要你们做甚？此是公职事，且须勉力！贯到京禀奏，即日便发诸路军马来策应，使贯留此，亦两无所益。”
张孝纯一听这话，愤然而起，走到自己座位与儿子张浃座位中间时，击掌大呼道：“寻常见童太师做许大模样，次第到临事，却如此畏懦，更不顾身为大臣，当为国家捍御患难，一向只思走窜，是甚节操！”他回头望着儿子张浃说：“罢！罢！咱们父子死守吧！”
马扩认为，童大王打算离开太原，这是被宣抚司幕僚的“谬懦之议”所迷惑。他觉得，“若果退，则使宗翰知不出刘彦宗等所料，气势愈振，必难制遏。”于是立即给童贯起草了一份“劄子”，他在“劄子”中这样分析：“宗翰缘刘延庆军败，继有张觉之隙，遂听刘彦宗、余睹、萧庆辈语，乘我边面空虚，乃敢渝盟，两路直入。然而，见入贼马不多，全在大王乘机应变，力为措画御捍，且贼所忌者有四，所幸者有三。
一则忌郭药师手下常胜军，勇于战阵；二则忌河东河北两路坚城可守，卒不能攻；三则忌于敛民兵城守养锐，而不轻出战；四则忌选择兵将头项递相照应，待其退回前邀后掩。此四忌也。
其一幸，大王退避，诸帅无统，军民气丧，不能更相应援；其二幸，我不急就措画河北河东两路重兵，遮护根本；其三幸，我区别归朝官不用，上疑下惧，自生变乱，此三幸也。
某观河东路险地多关隘，人谙战斗，贼必不能长驱。唯河北路，虽雄、霸州至顺安军界有塘泺，但广信军、保州、中山、真定府，皆是坦途，万一常胜军有变，燕山失守，贼马乘之，定与太原长驱南渡。显大王审度事机，速移司入真定府。真定与太原系邻路，足可相为应援，兼城坚粮多，加以大王据之，左右多西人，惯熟守御，金贼虽入境，决不敢越以南渡。兵法云：攻者常自劳，守者常自逸。决可挫彼锐兵于坚城之下。”
马扩将这篇劄子投递给童贯，童贯笑着说：“每遇紧急大事，公便来入交议状。”
马扩很严肃地回答道：“大王掌握国家兵柄，不只是河东河北诸路，虽天下亦视以轻重。当此紧急报国之时，对于大王来说，不得不勉之！何况交结女真，恢复燕山之事，乃是大王所经手，今有此窟笼，必须大王来弥补！不只是别人不知金人情伪，不能补得，而且也不得使别人来补！此言非特系国家利害，亦系大王一身利害，乞大王深思之，勿惑于众人苟且之议。”
童贯表面上点头答应：“甚好，来日且过真定。”其实他心里还是想马上遁离太原，回京赴阙。
马扩忧心忡忡地离开宣抚司，路上碰见将军孙渥。孙渥握着马扩的手，很着急地说：“子充奈何？自此以往，天下定见土崩瓦解！”
孙渥之所以着急，是因为此时又接到代州关报，说金人已打破马邑县，游骑已至代州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