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析了无数个可能，但是又统统被我自己给推翻。
“你有董秘书的电话吗？”我问小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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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摇摇头，忽然又想起来什么：“家里的电话里应该有，我去找。”
她在电话的来电显示里翻到了董秘书的电话号码，正了一眼便记住了。
这是我做记者练就的本事，多长的数字看一看也就记下了。
我拨给董秘书，他很快就接了，语气客套：“夏小姐，找我有事？”
“我要见你的老板。”
他似乎料到我提出这个要求，回答的很套路：“需要见面的时候，您自然会见到。”
我就猜到他会这么说。
我很冷静地告诉他我的决定：“我要见他，不然的话我就把孩子打了。”
我笃定，那个人是想要孩子的，不然不会把我圈养在这里，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我甚至觉得，很有可能今天我丢掉了工作，和那个幕后的人也有关系。
我一个做新闻的，上串下跳的伤着孩子怎么办？
董秘书顿了顿，随即回答我：“您打了孩子，就彻底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了，夏小姐是记者，最喜欢刨根究底的，会白白放弃这个机会？”
董秘书很会谈判，但是忘了我是做什么的。
我笑着答他：“你觉得我会用十月怀胎漫长的时间去换见一个人？我已经预料到我之后的命运，生下孩子就被赶出去，早走晚走都要走，何必搭上我十个月的光阴？”
董秘书在电话那端又沉默了，过了一会才说：“夏小姐，我得先汇报给我的老板才可以。”
“我没什么耐心，明天晚上之前我见不到人，后天上午我就去做手术。”
我撂了电话，气的坐在沙发里半天起不来。
就算有可能明晚会见到一个秃头啤酒肚的老男人，我也认了。
最起码上去扇他几个耳光，才能稍微平息一些我心中的怒火。
但是，何聪一定和这件事脱不了干系。
试问，任何一个男人知道了他的女人给他戴了绿帽，肯定会暴跳如雷，只有何聪是躲躲闪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