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的诗文采集之事，也渐渐成了规模，到嘉庆元年年末，学署中已集中了数千诗篇，等待最后的选取。阮元无论督学还是家中用度，都一直保持节俭，将更多的钱物用在图书编撰之上，而改了行船之道以后，阮元的督学之事，也确实省下了一些银子。可即便如此，到了年末，阮元想着给留在杭州编修诗集的文人们发些年终补贴，却也没了余钱。
一时无奈，阮元也只好找到蒋二，问他家中存米之数，想着若是存粮超过十五石，就先卖出一半，至少还能赚十两银子回来，加上最后剩下的督学余款，勉强也够用了。
不料蒋二却道：“老爷，这事小的看来，却不用担心了。夫人前日方到账房，补了二百两银子呢。这样一来家中用度，就肯定够过年了。”
“夫子还真是天真呢。”阮元心中不禁浮现起孔璐华嘲笑他的样子，竟轻轻的笑了出来。看来，图书编撰之事，还真不是自己节俭一番，就可以完成的。
而想着想着，阮元心中却也多了一丝歉疚，想来日后对待妻子，也应该加倍体贴才是……
冬去春来，转眼已是嘉庆二年正月。这日在杭州编撰诗集的文人们一道拜访了阮元，共同庆祝新春之喜，也有人给阮元带了生日礼物。阮元想着自己为官，总是应当清廉节俭，若是收礼之风一起，日后只会愈演愈烈，不可遏止，便婉拒了这些礼物。
只是想着新春之事，阮元也想起了谢启昆，便带着愿意前去的文人，一道去了隔壁藩司，相互庆祝之际，也说起了诗集编定之事。谢启昆听了阮元编修近况，也笑道：“伯元，你这可真是少年有为啊，我要到三十六岁上，才升了镇江知府，那时哪里想过编修图书之事啊？不过话说回来，我那些年还在扬州做了几年知府呢，也算是与你有一段同乡之谊，你说这不是缘分吗？哈哈，既然你要编定淮扬诗集，我自然也可以出一份力了。”
谢启昆确实做过扬州知府，可那时阮元时而在陈集读书，时而准备第一次县试，是以对官府之事，了解不多。听谢启昆说起，才笑了起来，答道：“既是谢大人鼎力相助，想来这诗集编定之事，一年之内，也该有着落了。眼下两部诗集，一部《畴人传》，都渐渐成了规模，只是金石之事，尚有些难处。”
谢启昆道：“可是金石众多，寻求不易？伯元，这也无妨，金石搜录，往往要深入山泽之间，倒是不如诗文，誊写一遍即可，若你眼下照顾不来，便暂时不做此事，再寻些易于编撰之作如何？这文澜阁就在眼前，你诗文的事有了基础，经学之事呢？当下汉学之风大兴，学子弃虚就实，自是好事。可我总是觉得，还是少了一些疏通关窍之物。否则啊，总是有支离破碎之感，你说呢？”
阮元尚未回答，焦循在阮元之侧，却已经有所感悟，忙插话道：“是啊！谢藩台，在下也多致力于注疏之事，深知眼下士子治学之难，最关键之事便是训诂掌故，疏漏不全。譬如一个古字，共有五种含义，今人读书，大多便只识三种，这其余两种，就足以让经典中那些字句，意义大变了啊。现在一部《说文解字》已是远远不够了，这《康熙字典》呢，多是近人用语，于古语收录之上，未免有些不足。若是有一部书，可以将每个字上古之时的应用之法，内含之意，收录无疑，那这研习经典之事，定将事半功倍啊！”
谢启昆听了，也放声笑道：“是啊，这上古经籍，总数终是有限。杭州人文渊薮，上有文澜四库，下有千百文人珍藏，宁波更有范氏天一阁，藏书无数。如此诗书昌盛之地，自然应该有所作为才是啊，李唐之后，图书渐多，咱就只看李唐之前的，将这上古之书，尽数汇集，举其中文义，合于一书。哈哈，这可又是一部大字典了。伯元，这古文字典编撰之事，你可有兴趣啊？”
阮元也站起身，对谢启昆拜道：“回谢大人，在下自深研经籍以来，一直以训诂之文散落，不能聚以用之为憾。若真的可以编撰这样一部书，那想来也是天下士子之福了。日后训读经典，便不用终日搜寻古籍，只得此一书便够了，这样自然也可节省不少时间呢。”
谢启昆忽然叹道：“伯元，若此书得成，自又有一大好处，你可知道？”
阮元不解，忙问其故，谢启昆道：“伯元，这汉宋之学，其实各有所长，汉学重根基，自一字一句入手，所学醇正，可补宋明之学，唯求大义，不求甚解之弊。可你我都是苦读程朱集注之人，宋学于大义之上，自有所长，这也是应该承认的啊。我等重归汉学，崇许郑，重训诂，乃是为了发扬经典本意，重现先王圣人之道，可不是为了专攻宋学的。这训诂的根基打好了，日后自当广求其大义所在，而不应停留在引经据典这一步，就止步不前啊。”
“眼下经学昌盛，不少大儒不仅精于考据，且大义之事，亦皆兼通，这是最好。可也有些俗儒，徒谓考据之学，可以让自己于众人之间，显得更有学问，便一味寻章摘句，只为矫饰之用，这与明末那心学末流，又有何不同？是以老夫也想着，若真有这样一部书，解了学子博引经典之苦，后学自可更快扎下根基，去寻圣人大义所在，却不能为了考据而考据啊。”
阮元听了，也点点头，道：“谢大人之言，亦是在下之意，先前在山东，武亿先生也与在下论及此事。在下也曾想过编撰字典之事，只是不知旁人所想，未敢轻动。今日听谢大人之言，看来这部字典的编撰之事，不仅切实可行，更是众望所归。在下归第之后，自当着手此事，传檄杭嘉湖道，请有志之士前来修书。不过……”
“伯元可是想着，其间经费，或有不足？”谢启昆道：“若是如此，你无需担心，我藩司衙门，去年虽也有些灾祸，可早已修葺完毕，今年我养廉之俸，所余定然足够，便也拿出一些来，相助于你如何？当然了，我这银子也不会白给，这书名字，你可要听我的。既然是将上古经籍文字，集于一书，训示后人……就叫《经籍籑诂》，如何？”
阮元看谢启昆仗义相助，有先帮这部书起好了名字，自己又怎能再有异议？便与焦循等人一道谢过了谢启昆。各人又再商议，想着古人有乘车采风之典故，采风之车，古语称为輶轩，遂将那部收录江浙诗作的总集定名为《两浙輶轩录》。从这年正月开始，阮元也再次广延名士，同修《经籍籑诂》，一时之间，学政署中，好不热闹。
江浙太平至此，已有百余年，又兼商贸、漕运发达，倒是并无乱事。川楚的战事也并未波及江浙，但这时的京城之中，乾隆与嘉庆却已经被川楚的战报折腾得焦头烂额，几无一日安息。
一年之内，川楚的白莲教反清部队，虽然失去了大多初期占据的县邑，可随即开展了流动作战，今日在此，明日在彼，绝少歇息。这样一来，也搞得追击的清军疲于奔命，民变军辎重不多，又兼吃苦耐劳，流动作战之初，机动性极强，而清军部队大多慵懒怠惰，更兼随时携带大量火炮马匹，在三省之交的山地之中，极难施展，竟一直劳而无功，反倒是经常被民变军突然袭击，损失了多名将领。毕沅又是文官出身，面对这般流动作战，更是毫无办法，窘相百出。乾隆无奈，只好让他南下处理西南战后重建事宜，不再到前线督军。
而从京中南下的永保、庆成所部，不仅战功有限，平日粮饷消耗，也更甚各省绿营。一年之中，朝廷消耗了数千万两白银，却依然十分被动，处处受制。这几日乾隆与嘉庆也再无法安坐深宫，一同到了军机处来，就近看着战报，处理战事。
“这一年下来，收了枝江，又失了当阳，收了当阳，贼人又陷了钟祥和竹山，这钟祥是攻克了，下一步他们要到哪去，有谁说得清楚？一年了，数十万大军兵临三省，竟然只有这点斩获，贼人主力，到底在哪里？这擒斩二百人的奏报，也好意思说大捷？说啊，你们都是军机大臣，这军机要事当头，怎的都一个个没话说了？这仗要怎么打，才能剿灭反贼？沈初，你意下如何？”此时军机处里，比起上一年又有变化，台布授了江西巡抚，坐镇后方督促前线进军。王杰年迈，时常不能入军机处，乾隆眼看汉人军机大臣只有董诰一人，也提拔了沈初做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眼下军机处里，共是和珅、董诰、福长安、沈初四人环立两位皇帝身边，可四人面对乾隆责问，也各自低头，并无可言之事。
沈初听了乾隆责问，一时冷汗淋漓，忙跪倒在地，道：“回……回太上皇，臣原本不谙军务，执掌兵部，也……也就是为前线拨运军粮器械，至于战事，臣实在不知如何是好。还请太上皇明断，臣回到兵部，一定立即去办就是。”
“若是这样，朕要你做兵部尚书有何用？也罢，明日朕改你去户部吧，兵部的事，都交给庆桂去办，起来吧。”乾隆又是愤怒，又是失望。
和珅眼看乾隆不悦，也将手中的几份奏报呈了上来，道：“回太上皇、皇上，这几封奏报，臣看着是湖北巡抚惠龄、陕甘总督宜绵、陕西巡抚秦承恩和西安将军恒瑞所奏，各有杀敌立功之事，想来前线战事，已是连战连捷。贼人们穷途末路，才如此流窜作战，我军只需坚守要地，按兵不动，困住这些贼子，他们必将孤立粮绝，到时再追杀不迟。”
“惠龄、宜绵、恒瑞，还有京城调去那个永保，朕看着都是废物！”乾隆怒道：“什么有所斩获，斩获那些人头，是贼寇首级，还是杀良冒功，朕怎么清楚？更有甚者，这几个酒囊饭袋，去年每个人拿了朝廷不下三四百万两银子，国库存银，两年前尚有六千万，今年账上，就剩下两千万了。然后在说什么，按兵不动？朕的银子就是给他们按兵不动用的吗？！”乾隆怒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