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听闻焦先生指导演员排练时的一个习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尽量放开，尽量地突破自己，不要怕不像样，导演可以帮你收。
有时他还会要求演员写自己希望演的一些剧情，当然，我想前提自然是完备的体验，那么演员所希望的，是不是一定符合角色的行为逻辑呢？
从我自身而言，我认为，我观察到的，是真实发生的生活，也就是说，我拿过来呈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是今天上午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想法。
我在想该怎么走出王掌柜的模样，脑子里浮现的自然是于是芝老师的表演。
但是在尝试之后，即使不用别人评价，我也知道，我走的很有问题。
我的脚步不够轻盈。
为什么呢？
当时在走了几步之后，我就意识到我的衣服不大方便，另外也没有绑腿，同时的，我的走路的速度也来不及招呼人来人往的客人。
过去我以为我足够了解《茶馆》，直到从走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我才发现过去其实不条了解，同时的，也就解决了上一个情感和行为的逻辑先后问题。
去模仿某种特定的形式，从表演的角度上，我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但是从方法上，我走在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因为我从这个特定的形式当中，逐渐感知到了角色的动机，或者说思想。
那么推而广之，从生活出发，如果仅仅当作表演的目的，实质上应当算是一种形式主义，虽然那些外形动作的本身，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存在，但使用时必然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模仿的本身应当是为了感知深层次的思想，而后再重新呈现，不然，就是模仿，而非创造。
创造必然要经过内心。
到了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之前遇到的问题。
当情绪体验足够到位，表达的技巧足够丰富，那么结果就是，演员的表演风格最终将与剧本的风格保持一致，在规定的情境之下，显得自然而然。
也就会导致常说的戏红，人不红。
目前来看，这个问题暂时的得到了解决，我所掌握的技术，能够支撑我的风格保持与戏的风格统一，而余则成一角的爆红，也允许我使用这种表演方式，兼顾商业和表演，暂时的，这是一种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但从纯粹表演的共情能力上而言，风格是演员自身局限性的体现，这点斯氏也早有论断。
二、关于同演者
这是我在塑造余味的过程中，现在回想，遭遇的一个更加恶劣的问题。
我希望我的同演者能够感知到我行动的影响，这个过程中，因为某些客观原因，我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
这应当要归结于“个人英雄主义”的心理，不仅仅是思想上的问题，还有技术上的缺陷。
因为正常情况下，这一切应当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非我单方面的刻意引导。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要归结于两点，要么是我的技术呈现达不到自然引导的目的，要么就是对牛弹琴。
而后者的危害是无疑是巨大的，他们未来也许会因此接到更多的剧本，拿到更多的角色，拍更多更烂的戏。
所以以后在丰富自身维度的同时，杜绝任何刻意引导！
写到这，徐容过了一遍之后，轻轻地合上了笔记本，其实他还有一点想写，但是目前仍不确定，想着等等再说。
不急，今年还有两部戏要拍，他有的是时间去验证、总结。
将笔记本收起来之后，他从旁边的抽屉里抽出了另一份剧本。
《黎明之前》
这是刘疆老早找他要拍的一部戏，只是因为政策收紧，不得不进行大修，也就拖到了现在。
不看不知道，翻了一遍之后，他整个人都给看傻了。
这要完蛋啊。
刘新杰的身份设定和余则成有点类似，到时候妥妥的要被拿出来对比啊。
但纵然如此，他仍拿出了笔记本，开始记录第一观感。
在写完之后，他陷入了沉思。
难度有点高。
这个难度不仅仅针对他自己，还真对其他几个角色。
如谭忠恕，这个角色，他倒是很希望李又斌来，但是李又斌年纪有点大，和角色本身的设定不太符合。
至于绝对的正面人物段海平，他暂时想不出好的人选。
最让他的感到担心的是女一顾晔佳，戏份不多，角色设定也不具备丝毫的趣味性，跟《潜伏》当中的翠平的立体感完全没法比。
一个很难让人记住的角色。
他脑子里倒是浮现出几个人，如二十年前的何青，五年前的蕫洁，但是这俩人如今都不能打了。
他这么想着，拿起了手机，拨通的刘疆的电话。
“我就知道你该打电话来了，是不是要问黎明的事儿？”
“对，刘导，是这样，我想问一下谁演顾晔佳。”
“我打算让海青来演。”
徐容听到他的话，脑子当中不由冒出了个大大的问号，海青这是疯了吧，这种角色也敢接？
他都不敢提让小张来演，这种戏份不多，脸谱化严重的角色，一般人来了都得跪。
刘疆又道：“不过她不乐意接，你有合适的人选推荐嘛，我听说当时宋嘉就是你推荐的。”
徐容无奈道：“没，我就是问问，对了，段海平的人选定了吗？”
“噢，这个定了，陆建民。”
“嚯，花了不少钱吧？”
“哈哈哈。”
刘疆没回答他的问题，因为这属于保密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