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昌七年，刘文秀，白文选先后逝世。
隆昌八年，李来亨，郑经也相继去世。同年末，郑藩被进一步裁撤，已然名存实亡。这一年，大理寺的两个大法官也意外死在了家中。北直隶公民议会的议员同样意外多发，大庆政局隐隐有动荡之势。
同样是这一年，原本只用于军队中的“养老金制度”拓展到了工坊的在职工匠，隆昌皇帝更是颁布了圣旨，要求户部每年下拨百万白银，进一步推广乡学，要建设更多学堂。
于此同时，各地的官营医药局，也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冒出，大庆王朝在孙可望的遗诏作用下，医疗保健事业迅速发展。
当然，这一切的基础，是三十多年来，朝廷对于商业，技术的鼓励，生产力大幅提升，人口也得以迅速恢复，整个社会生产剩余更是大幅提高。
大庆仍旧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朝廷，虽然在孙可望统治的几十年间，民间的各种思想风云激荡，喷涌而出，但除了少数几种极端激进的思想，明目张胆地批判以外，整个社会思想的底色，依旧是儒家的。
说来，这倒是中华文明独一档的东西，他的宗教看似没有，好像并不存在后世史学研究上，西方意义上“君权”和“教权”的斗争，但某些不可质疑的，不能挑战的，类似于宗教神学的东西，又似乎一直存在着的，约束着人们的思想，驯化着人们的性格，靠着亲情血脉，纲常伦理，完成对于每一个個体，最彻底的控制。
这倒不是说亲情血脉，纲常伦理是这片土地上特有的，只是其中对个人的约束，对于整个社会环境，思想意识的塑造，却是和别的文明，迥然相异的。
这些东西，这些意识在这片土地上，渗透进了所有人的心眼里，就好像是信教的人，在教徒之中一样。因为中华文明在某些方面的早熟，导致了所谓的“教权”，早已经依附于“君权”，然后又在上千年的时间里，驯化渗透了“君权”，使得“君权”为之服务，并被君权借之巩固统治。
或者说，“君权”和“教权”，也可以叫“道统”和“政统”，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融合在一起了，是完全的寄生的关系，“政统”或许需要“道统”的支持，但是随着制度的愈发完善，所谓的“道统”已经难以制约“政统”了，成为了“政统”的武器。
但所有的人，又都在“道统”构建的世界里面，规矩里面，不断挣扎，包括了所谓的皇帝君主，把控“政统”的人。
而若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无法从根本上破除某些不可质疑的，不能挑战的，不容争辩的，具有伟大神性的，“宗教神学式”的东西，所谓的思想解放，不过是因为某时某刻的放松，昙花一现罢了，终究还是要失败的。
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建设地上神国，天堂盛世的借口，为此付出的任何代价，都绝对不会是值得的。而这，便是“人性”高于“神性”，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是历史的进步，是避免坠入人间地狱的根本。
要知道，任何思想都是具有排他性的，而一种思想一旦具有以上的特征，也便成为了“宗教神学”，无非就是换个名字，换种说法罢了。
叫什么名字不代表是什么，不过是为了符合时代潮流而已。
但其根本，其特征，其表现形式，还是大差不差的。没有文明是完全特殊的，也没有文明可以避开历史的规律，有的只是因为走了不同的路，或者消失了，或者存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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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昌十年，经过了五年的筹备，在窦名望，靳统武，高文贵，吴三省等人相继去世之后，借着荷兰人与葡萄牙人在泉州外海火并，晋藩又和荷兰人暗通曲款的由头，大庆隆昌皇帝以“晋藩骄横，勾结荷虏”为由，发动了南征。
大庆的南征军兵分四路。
西路军四万人马，从云贵集结，由云南攻安南西北的宣光，兴化两府；
北路军八万人马，从湖广，陕西，山西等地集结，由湖南攻广西东北桂林府；
东路军五万人马，从南直隶等地集结，由江西攻广东北南雄府；
琼州府驻守的南洋水师三万，兵分两路，攻晋藩经济政治中心广州府，封锁北部湾，南海，阻断安南与广西的海上交通。
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水陆并进，势要一举拿下晋藩五府。
只不过，李溥兴也早有准备，两广和安南地区地势险峻，南岭和横断山脉的天然阻隔，珠江流域河网密集，沟通两广，使得两地的晋军能够协调行动，军需补给更是不缺。
安南，占城，广南等地虽然因为海路被封，地势阻隔，安南府的三万晋军主力成为了孤军，但庆军除了进攻安南，其他地方也鞭长莫及。
于是乎，就出现了晋军十一万大军借着地势，四路层层阻击，庆军二十万大军在半年之内，都毫无进展，还因为被偷袭，死伤了数千兵马的结果。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李溥兴自从三十多年前被孙征淇坑惨了之后，便成长了不少，这些年跟着李定国征服了南面三府之地，军事素养更是今非昔比。
面对朝廷的二十万精锐大军，而自己麾下只有十一万兵马，还不得不兵分四处的情况，他选择了固守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