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摊主显然很委屈，莫名其妙的就被人砸了摊子，幸好摊上的东西不是瓷器，不然可就亏大了，不过散落在地上的根雕还是少了好几个，估计是被有些人浑水摸鱼塞腰包里了。
这时在旁边摆摊的几个摊主也纷纷站出来作证，那俩洋人来买东西的时候他们都在旁边，当时还帮忙比划价格了呢。
油头粉面听完摊主的话后，脸色变了变，小声的给那两个洋人又说了几句什么话，那俩洋人连连摇头，似乎不同意他的话，油头粉面便有些着急，又说了几句，两个洋人才高兴的点了点头。
本来在这吵杂的环境里说话，不认真听的话，还真听不清楚，巧的是刚才被人一挤，古月由徐乙护着被挤到了里面，现在正好站在那两个洋人后面，将几个人的对话听的是一清二楚。
“坏蛋，怎么还有这样的恶人！”
古月站在俩洋人的身后面，听了个真真切切，气的居然说了脏话。
徐乙连忙问道：“怎么回事？”
古月便把听到油头粉面和洋人的对话，对徐乙说了一遍。
原来那个油头粉面的小青年，只是这两个洋人的临时翻译，所以在中午的时候，他并没有陪同这两个洋人，来逛城隍庙古玩城，只是后来在客栈里面，看到俩洋人买的一个欢喜佛的根雕之后，觉得二两银子买贵了，想在这两个洋人的面前彰显一下自己的能力，于是就鼓动这两个洋人来找后账。洋人也是蛮横惯了，自然是言听计从。
刚才他对洋人所说的话，大致意思是让两个洋人咬死自己要买的是古董，而那摊主一开始也说这是古董，后来发现上当受骗了才来这里找他赔偿的，而那两个洋人并没有同意，他们本来就是看到这个工艺品，很喜欢才买下来的，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受骗，直到二鬼子翻译说能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利益时，两个洋人才高兴的答应下来。
听到这里，徐乙算是完全明白怎么回事了，敢情是这个二鬼子翻译为了巴结两个洋人，才来欺负自己同胞的，这让徐乙颇为无语，真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还有这样的混蛋二鬼子，居然以帮着洋人欺负同胞为荣。
这时那个李典吏也问清了缘由，摊主的确没有什么责任。
不管在什么地方，买卖都是双方自愿的，而古玩市场更为特殊，因为这里面的物件，有可能价值千金，也有可能一文不值，所以能否买到物有所值的东西，全凭各人的经验眼力，并且这个摊主也没有说自己的东西一定是古董，这其中并不存在欺诈关系，很明显，这件事情的过错，完全都在两个洋人一方。
听完了摊主的话后，围观的众人都是一脸鄙夷的看着那个油头粉面，李典吏的脸上也有一丝怒色，今天看到这个“黄皮白心”的二鬼子的表演之后，心中的天枰自然就落在了这地摊主的一方。
李典吏转过身来，对着那个油头粉面说道：“你带着他们两个，跟我们到班房去，把事情说个明白，如果是你们诬蔑咱们古玩城合法经营者的话，那么我们也会追究你们的相关责任的。不要忘记了，这可是在咱大清国的京城，是不允许任何人乱来的。”
油头粉面看到事态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有些着急起来，油头粉面的名字叫楚生，他其实只不过是“京城公行”的临时翻译而已，这次两个美国来的洋人，之所以能交给他陪同，还是因为他表哥今天临时有事，而公行里又无人可派了，要不然根本就轮不到他来做翻译的。
华夏自古因自身历史条件自居天朝上国，视其它国家为未开化之国，未对传统的范围外的国家民族有足够的了解。明末清初以来，愈来愈多欧洲人东来中国发展贸易，但清朝自康熙以来一直收紧外贸政策，对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重视对外贸易，采取闭关政策。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关闭江、浙、闽三海关，只留广州作一口通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进一步限制外人来华贸易，批准两广总督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严限制外人来华贸易外，更规定武器、米粮、硝磺、铁锅、废铁和各种铁器不准出口。蚕丝、绸缎也有出口数量规定。当时，大不列颠国的东印度公司代表，洪任辉率领大不列颠商船北上天津，通过直隶总督向乾隆皇帝递交诉状，告广州海关刁难勒索外商，希望清朝开放多个通商口岸。乾隆皇帝阅后大怒，认为大不列颠人越级上访，有辱大清朝廷尊严，下令将洪任辉驱逐。
乾隆二十五年，清廷开设公行，专办对外贸易，对外商严加限制，不准外商与官员直接接触，指定须由公行与外商联系，使公行成为外商与清廷官府联系的中介。
最初的公行成员包括十六名行商，他们订了一套含十三条的条款来规范价格和交易程序，并规定后来加入的成员必须交一千两银的会资才能加入，此外，所有公行成员的交易中的百分之三要充作“公所费”。公行虽为民间组织，但得到官方的支持，官府乐于有这样的组织作为其与洋商之间的中间机构，并可代朝廷为征收关税，官府的支持将使得公行得以垄断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