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周之后呢？相信大家都清楚了。周之后，百家在思考治国治民的道理，奴隶制肯定是不行了，为什么不行？因为私田越来越多，人口也越来越多，于是鲁国与齐国开始实行把土地从国君这个最大的奴隶主这出售出去，国主不再是当奴隶主，而开始征收田亩税，买到了土地的农民当起了地主，奴隶变成了农民。更大的标志性产物是秦始皇实行郡县制，从此再也没有了奴隶主，只有地主与官府。我把这种制度叫封建时期，包括现在，这种制度的特征就是统治者们不再是把奴隶们所有的劳动所得全拿走，而是通过税收与劳动者分摊劳动者的所得。”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夏商周时，一个奴隶在地里一年种了十石粮食，养了十只鸡，这些统统都是归奴隶主的。而到了秦以后，一个农民一年种了十石粮食，十只鸡，国家征税征走了两石粮食，三只鸡，然后地主再收租收走了五石粮食，六只鸡，最后农民手中还剩余三石粮食一只鸡。”
“这种制度看似更公平了，至少农民不再是成为别人的私有物品了，也有了分配他们生产劳动的所得了。但是，如果风调雨顺还算好，一旦有了天灾人祸，那么农民就会生不如死。今天在坐的有很多都是从陕甘，河南，山西，北直隶逃难过来的，这些年的天灾人祸，这些地方是什么惨状不用我多说了，吃草根，吃树皮，卖儿卖女，易子而食……”
“回顾历史，无论谁来当这个皇帝，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最苦的是谁？最苦的是老百姓。为什么？因为老百姓永远是财富分配最少的一方，但又是财富生产最多的一方。粮食是谁生产出来的？鸡鸭牛羊是谁养出来的？都是老百姓。但是，最后老百姓能分到多少？奴隶制时老百姓什么都分不到，封建制时老百姓也只能分到财富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堪堪养活自己。”
“这么点东西，一旦天灾人祸来临，老百姓还怎么活？遇到管事的朝廷，开明的君主，能干的贤臣，那还会救济一下老百姓，遇到不明的君主贪污成群的臣子呢？”
“我讲这些是为什么？就是要告诉大家，我，杨子正，最早抱以一腔热血，希望考取功名，为民做事，后来行走江湖发现，这样的世界不是我一个读书人考上了功名，当上了能臣能改变的。后来，我弃文从商，我想去赚取更多的财富，救济更多苦难的老百姓，当陕甘，河南，山西，北直隶，甚至山东因为天灾与建奴，还有八大王等匪寇侵扰逃难时，我看到有些人用一斗米，一块肉就能买走一家子人的身家性命，把他们当成奴隶使唤。我们中华邮行努力的给灾民们发放食物与衣物，甚至一家一家的与大家签定了劳作合同，尊重所有的苦难的人们。”
“但尽管如此，我们中华邮行耗尽钱财百万，收拢难民百万，我们为了安置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四处购买农庄，建工厂，修学校，怕引起官府的猜疑，甚至把难民转移到了安南，这海外之地。”
“但是，我们解决了难民了吗？没有，这难民还是在源源不断的产生，我们在北方的中华邮行分行每天都在救济难民，每天都在把他们送到这安南来，希望给他们一个安定的生活。”
“同僚们，我杨子正无能，从文不能救百姓，从商亦不能救百姓。所以，我去钻研学说，成立科学，今天，我更希望带领大家奋起反抗。我们老百姓不能再这样了，我们要造反，我们要推翻这吃人的制度，我们要分得更多的财富，我们要生活得更有尊严，我们也要能吃饱饭，穿好衣，上得学。”
“啪啪啪”台下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个个都神情激动，双眼通红，有的更是止不住的泪水流个不停。
杨子正这话戳中了他们心中最柔软最麻木的神经，是的，这老天不公平，这制度不公平，凭什么他们生产最多却分得最少？
凭什么他们不能有饭吃，不能穿好衣，不能读好书？
台下的茅元仪怔住了，呼吸粗重，他，他从未想过这些，他只想证明自己他是对的，他是忠君爱国的，他不能给茅家抹黑的。
他只想跟着杨子正把这一切证明，谁能想到，杨子正的理想是如此之大，他似乎找到了除了证明自己之外的另一种人生的目标。
而台下四五十名泰州学派的学子们个个激动不已，果然，果然杨子正比泰州学派的目标更明确，更清晰，他们找对了路，他们投靠对了人。
“所以，同僚们，这是我杨子正想当皇帝了吗？不，我是想带领这天下的老百姓建立一个制度更公平，人人能吃饱饭，能穿暖衣，能上得了学的国家。这，就是我回答第一个建国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来安南建国？而不是大明？不是中华邮行的本部武冈？又或者是大明混乱不堪的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