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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九章 溪音身世

江面风未止,船已泊岸。

“郎君,下船了。”船夫吆喝道。

林阁主这才回过神来了,已经到了岸边了,他久久不能平复心情,十年时光荏苒,如今忆起,却仍历历在目。

她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深深刻在他的记忆里。

“雨墨,你的女儿很像你,她已经认我作了义父了,你放心,我定会救她出宫的。你于我无夫妻情分,可我们却真真切切做了整整两年的夫妻,我一直视你为妻子,从始至终,不曾改变。”

碧枫林中叶子沙沙作响,他踏上去,踩得咯吱咯吱的,此次他是听闻这有一隐士收藏了诸多古乐器,还有一些甚至是早年墓中之物,于是特来造访。

乐器又有八音之称,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商周时代的乐器,已知有玉、石制作的磬,陶土烧制的埙,青铜铸造的钟,木制的配有丝弦的琴、瑟和木框皮面的鼓,竹制的篪、笙、排箫等。这些乐器中,吹奏用的有埙、篪、笙和排箫,弹奏用的有琴、瑟,打击乐器则有钟、磬、鼓等。其中,除了埙在遗址中常有出土外,其余几乎都出自墓葬(主要是贵族墓葬),而琴、瑟、篪、排箫、笙等,目前仅在东周时期的墓葬中才能见到。

埙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姆渡文化中就已出现,但尚未定型。商代基本定型。埙体为圆锥形,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等地出土的陶埙都有五个按音孔。

鼓出现的时间也很早。早期可能有用陶土烧制的,称为土鼓。木质皮面的鼓大多不易保存,所见多是朽痕。湖北崇阳出土1件商代铜鼓,应是仿照木鼓铸成,可知商代所用木鼓的形制。从东周墓葬出土情况可知,鼓的下部一般都有木质或青铜的鼓座,无鼓座的安有木把,有的则是悬鼓。

磬的出现可能在商代以前。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的早期石磬倨勾部有孔,可供悬挂,外形与后来流行的石磬一致,但表面留有打制痕迹,未经磨平。经过测音,知音高为。商周时期的石磬,有的磬面雕刻有精致的装饰花纹,如安阳武官村大墓出土的一件石磬,两面都雕琢有精美的虎纹。不过,雕琢花纹可能会影响音质,所以不少石磬的表面仅彩绘出花纹,有些磬则用玉或似玉之美石制作。磬分单枚的特磬和数枚一套的编磬。商代编磬为三枚或五枚一套,东周时多为九枚一套。演奏时磬悬挂于磬架之上,每磬可发一音,音的高低由磬的形体而定:大而薄则音低;小而厚则音高。其悬挂次序为由大到小,即按低音到高音的顺序排列。曾侯乙墓出土的石磬是目前所见数量最多的,出土时青铜磬架上悬挂两层石磬,每层两组(一组六枚,一组十枚),共计三十二枚。但从漆木磬盒中的磬槽、槽内编号和乐律铭文可知,总数当为四十一枚。

乐器在墓葬中的随葬情况,当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反映。如曾侯乙墓有东、西、中、北四室。北室主要放兵器和车马器;东室放墓主人的葬具和陪棺8具,并放置琴、瑟、笙、悬鼓等乐器;中室则放置编钟、编磬、建鼓、篪、笙、排箫、瑟、鼓等乐器,钟架旁边还有演奏编钟时使用六个木槌和两根木棒,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钟鼓乐队”;西室有陪棺一十三个。东室和西室陪棺内的死者均为青年女性,有人推测她们原是乐队的演奏者或表演歌舞的女乐。

此外春秋时期则出现礼崩乐坏社会大变革。诸子百家思想异常活跃。呈现出“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改革之势,儒家、墨家、道家所代表不同阶级、不同利益、不同政治目的的学派,其音乐思想在各个阶层中所反映的观点互不相同。先秦时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专著《乐记》,是一部具有较为完整体系的音乐美学论著。成书年代一说为战国时期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所作,一说是汉儒采用先秦诸子百家音乐言论集大成。全书旧传二十三篇,现存前面一篇。从前面八篇看价值极高,写作风格似出自一人之手,后面三篇应是记录孔子及孔门诸人子夏等的乐论思想。

林阁主本就对乐史非常熟悉,熟读《乐记》数遍,此次前来更是将一应功课做足,记录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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