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舟被她拐的仿佛失去语言组织能力，东拼西凑挤出这几个字。玲姐多精啊，一看路杨什么都明白了，抛下一句，“里面有人值班”便拽着周一舟直冲。
周一舟仿佛一头拉磨的驴，尽管如此她还记得和同行而来的路医生回头道别，她佩服玲姐，拐她都能拐出兵荒马乱的逃难场面，她在慌乱中与路杨遥远一对视，奇怪的觉得什么辞别的话都不必说了一样。
她现在像个将要远征的将士，回头与她的战友道别，千言万语都不及这个眼神。
那是一种不同以往任何场面上的注视，带有祈祷、祝愿、担忧和盼归的眼神。
出了大楼，周一舟眸光呆呆盯着地面，她怀疑自己过度剖析他的眼神，实际上，再普通不过的一次观看罢了。
他们又不熟。
阿哲赶到的时候，周一舟已经在了。晚高峰接到急诊电话，说接到车祸患者，命悬一线，让OPO来做做工作。患者已经失去意识，最终是否捐献，还需要家属决定，毕竟你不能对着一个接近脑死亡的人说“你愿意把你的器官捐献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吗？”，也没有患者可以躺在手术室里回答你，这一部分，属于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
毕竟这是规定。
即使取得了家属的同意，举例捐献成功，也只完成了一半。
根据条例，协调员需要取得捐献者所有直系亲属的签字，来不到现场的，也要有委托书。亲属还要提供与逝者的关系证明，所有这些材料要被交给伦理委员会审核，审核通过后，进行器官的网上分配，然后才会进行器官获取手术。
在前半年的跟拍工作中，周一舟见识过材料准备的状况百出。有的家属从老家赶来，没带户籍关系证明，有的夫妻二人不在同一户口本上，结婚证又找不到种种。
今天的状况算是明朗，患者是本地人，没有婚姻关系，直系亲属是父母，双亲健在，但这种情况也有所需面对的困难，父母同意捐献孩子的器官是最难的，特别是独生子女。在玲姐接触的这种父母同意捐献的案例中，协调的成功率大概八分之一。
一般情况下，协调员不会在与家属初次见面时就提捐献。玲姐会询问病患家属，患者是怎么发病的，今天这种交通事故，她会问责任判定情况，先提供帮助，然后再循序渐进。
手术室里在争分夺秒，手术室外，在天人交战。
一面是家属的情绪需要缓冲，另一面是患者的生命在倒计时。
对于协调员的这一方，今天的工作算顺利。
患者抢救无效，家属同意捐献。
——家属在那里哭得死去活来，他们还在那里拍拍拍……
耳边突然浮出这句话，周一舟也不知道是自己良心作祟还是怎么回事，她心很慌，心慌的同时带有隐隐不安，以及一种没来由的无力感。
估计是饿的，早上阿哲带了煎饼，她吃了一半便跑去对接拍摄地点，余下一半在下午被辘辘饥肠想起，她心疼阿哲的血汗钱，就把它吃了，其它再没进食。
按下心头的慌乱，她耐着性子走向家属，“我知道现在这么做很残忍，我也知道你们做出这个决定一定十分困难，但还是想请你对全国人民说一下，为什么选择做出这个伟大的决定。”
地上的妈妈几乎抽搐：“我们的家庭已经很痛苦了，不想再让别的家庭在经历这样的痛苦……”
振聋发聩的哭喊冲破她的毛囊，周一舟感觉浑身上下都在跟着捐献者家属的哭喊在波动。她哭得肝肠寸断，她听得撕心裂肺。
“你没事吧？”
急诊大楼外，阿哲关了摄像机急忙前来安抚自己的伙伴。
看她脸色煞白，阿哲安慰她，“汗，你别多想，人在面对生命的时候总是这么无力。”
待捐献者捐出了自己的器官，阿哲也从没预设过这样的情况，《放弃有创抢救治疗知情同意书》递到家属手里，其效果不亚于电影中的“死亡通知书”。那位母亲哭喊着不肯签的时候说“要是我签了，他本身还有活过来的机会，却因为我写了放弃治疗不是作孽么？”阿哲一个大男人在摄像机后面听着都揪心，更何况这多愁善感的大艺术家周一舟呢。
“我有时候也觉得医院有些章程真的很不人性化，虽然知道医生不会因为家属签了‘放弃治疗’就懈怠抢救，但让家属签这个不是在人家心口上开枪么。”
阿哲满脑子都是镜头里那位沉默的父亲颤抖着双手的画面，再看看那位老母亲，蜡黄的脸上都是皱纹，做决定的时候那么痛苦，阿哲觉得他不能再往下想了，再想又要影响周一舟情绪，他作为男人，这种时候不能让女孩子没有依靠。
“平常心，我们把它当做工作，平常心对待就好，千万别较真，共情太深对你没有好处，听到了吗周周？”
阿哲回头去找周周，哪里还有周周，周周被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打横又给抱进急诊科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