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名辛忠平发表的支持赌马的文章被发在《新民日报》头版，本来已经逐渐沉寂的舆论又被炒得火热。但报纸是民间舆论，御史和给事中们没理由就这个问题给皇帝上奏章——只能干生气。脑瓜笨的在家中长啸，心眼活络的就写出一篇篇驳斥的文章投稿到《京师日报》。
这时候就显出朱翊钧在京师设立两份报纸的先见之明，如果这些反对的声音发不出来，——报纸没有了公信力不说，还特别容易形成信息茧房，造成民间舆论与报纸舆论的两层皮。
朱翊钧设计的很完美，张元功哥儿两个欲哭无泪。英国公殁后，张元功继承了二等公爵之位，任宫廷大臣，位置在陈矩之上——英国公一府圣眷优隆不减。
当然，这圣眷不是免费的，其弟张元德就成了皇帝掌握舆论的一把刀。因为张元德是《京师日报》的东主，张家也跟着身不由己——张元功这些天被周王见面就骂这样的事儿就是代价。
因为两家报纸舆论定位不同，《京师日报》号称中立但偏向保守，《新民日报》也号称不偏不倚但倾向革新，在变法如火如荼，保守派被一批批赶出朝堂的当下，《京师日报》日日游走在政治不正确的边缘，张元功和张元德哥儿两个想死的心都有。
因为皇帝操纵舆论属于高端机密操作，因此朱翊钧一般都是与张元功口授要旨，包括侍从室的心腹和内阁重臣在这事儿上面都不立文字。如果后世历史学家看这段时间的历史，肯定会造成一个美丽的误会，以为大明一直到了万历十二年保守势力还很强——《京师日报》那些文章就是明证。
其实，在皇权至上而且朱翊钧已经稳固权柄的此时，“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秋虫敢作声”才是朝野常态。但如此一来，英国公家就处于一种很奇妙的状态。
在朝堂之上，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等回到家，那些和《京师日报》立场相近的在野人士却来嘘寒问暖——把张元功和张元德两个搞得快精神分裂了。
但是，车门已经被皇帝焊死，两个人也下不去车，只能咬牙苦撑。如今面对纷至沓来的投稿，张元德带回家跟哥哥商量——咱是发呀，还是发呀。
此事早就上达天听，张元功在养心殿已经得了旨意，此时咬牙道：“挑那些言辞激烈的——发！这些天我躲着点周王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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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马会的诞生只是京师与天下发生巨变的一个缩影，因之引发的剧烈争论也不过是如今这舆论纷争的一个小小浪花。京师百姓们能够把这些内容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但离开京师百里——这些信息就急剧衰减，仅在士林和上层流传。至于民间，谁还有闲情去管马会的赌票能卖上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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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二年，大明遭遇了变法之后的第一次生产率提高的危机。幸运的是，十多年的励精图治带来大量丰盈钱粮，加上大明本身巨大的体量以及东北、缅甸两地的扩张，包括黄淮水利工程带来的基础建设投资——带给大明足够的冗余量。
南方的大量移民被有组织的送去了缅甸，而随着日本、朝鲜、缅甸和果阿市场的全面开辟，变法的强烈阵痛也随之降温。明帝国如同正在羽化的蝴蝶，在经历着苦痛的蜕变。
周王在家跳脚痛骂张元德的同时，顺天府府丞王以修对着面前的人苦笑道：“懋权兄，这下子咱两个全完蛋了哈——你昏聩啊！”
这位王以修正是当年的松江知府，徐家被摆平以后，这家伙沾光连续三年上计，不久就从四品超拔跳过了从三品一阶，做了南京的礼部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