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新明宫内宫外第二百三十八章钟楼对于理学被皇帝有意的打压，众多卫道之士生气、发怒，无能狂怒到如丧考妣，耿定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京师百万计的人口中，真正在意的又有几人？
自从朱熹写出“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间，此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之论后，道学就成为了格物学不共戴天的敌人，尽管他的学说在元明两朝处于官方哲学的地位，朱翊钧也必然要黜之而后快的。
当然，作为后世的干部，朱翊钧对思想领域的工作极端重视。后世中国的道统，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典著作都被写入宪法，义务教育也轮番灌输。然而，在思想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仍然倔强生长，个别时候甚至能占领舆论高地，究其本因，不过是经济基础决定而已。
他在南台“尊孔而薄朱”，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尽管帝国从南到北，一只叫做“资本主义”的幼兽正在他的呵护下生长，但在它长出獠牙，用狂野的力量撕碎大明农耕经济和其上层建筑之前，对于已经渗入中国人骨头血脉的“儒教”，即便是皇帝也不敢轻撄其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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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毕竟风还是起了，李贽等人发表的诸多文章不过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南台会议之后，理学面对的才是真正的狂风骤雨。
众多能够把握住时代脉络的思想者，面对着理学摇摇欲坠的现实，都在仰察天地鸿宇，俯瞰国计民生，思考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欲占领新思想的高地。
“理学‘失其鹿’，天下可共逐之”，就是南台会议在本时空中华思想史、文化史和一切历史中的最大意义。它的召开，是本时空世界史无法绕开的一个时间节点，而在它召开三天前罗马教廷使团的觐见，更是新文明孕育过程中一个妙到毫巅的巧合。
三个传教士在接到京师大学聘书时，欢喜的脑袋都是晕的。范礼安反复追问利玛窦，当日下午跟徐光启谈了什么。利玛窦道：“我没有，我没说什么。我只是讲了讲我曾经受过的教育，徐光启伯爵还问了问你们两个的经历。我可以起誓，我们能够被聘为教授，与我与徐光启的交流无关。”
范礼安生于名门，和教宗保禄四世是老乡，深受教宗关爱。他十九岁时获得巴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来又进入圣安德大学，攻读神学、数学、物理和哲学，属于罗马教廷中d的学霸级主教。
罗明坚与之相比不遑多让，其人在后世被称为“西方汉学之父”，在意大利求学期间获得了两个法学博士学位。更令人叫绝的是，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汉语，并可以用文言文写作，思维更是已经部分中国化。
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家里经营利氏药房，也算当地的名门。中学毕业后，师从并从师数学家克拉乌学习天算，其时范礼安也当过他的老师。利玛窦所学涉猎广泛，天文、数学、几何、地理等无所不包，掌握希腊语、拉丁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正在深入的学习汉语。
这三个传教士并不知道自己在朱翊钧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反倒因为一路北上所受到的冷遇，在觐见皇帝之前，已经将自己的期望值往下调了好几次，到最后范礼安告诉自己，只要皇帝能够接见自己就是使团的最高成就，再奢望其他的上帝都不会原谅自己的贪婪。
当时失望越多，此时获得的果实就越甘美。三人组万万没想到，皇帝居然连送大礼包：即将派使团访问教廷；赏赐土地建设教堂，甚至还给了京师大学的教职！
如此恩遇，一下子征服了三个传教士的心。在他们的传教事业中，从未得到如此待遇，即使在日本传教有成的范礼安，在接到教育部送来的聘书之后，也激动的红了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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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中的京师大学占地八百亩，从早就弃用多年的西厂改建而来，北门正对着灵济宫。在寸土寸金的京师之中，动迁近百户，建设比国子监大二十倍的学府，京师大学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占地大了，建筑就差点意思。因为水泥、白灰已经大规模量产，京师大学建筑物多数用砖石结构，与此际北方已经开始出现的坡顶瓦房类似，只不过玻璃窗又大又多，室内采光较好。
教室和学生宿舍简陋，但教授所居还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尤其是给朱翊钧专门修建的宫殿，更是美轮美奂。除了这些地方，京师大学还有一座条石所建的钟楼，由澳门的葡萄牙匠师指导建设，是京师第一幢具有欧洲风格的建筑。
当然，此际中国的匠师建设砖石结构的高塔，技术上毫无问题，朱翊钧指示在京师大学建造大钟楼，本就是打着“兼容并包”的主意，让其中师生明白中西文化交流正是皇帝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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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传教士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在鸿胪寺通事带着通译的陪同下，在还在进行收尾工程的京师大学里转圈儿。利玛窦眼睛尖，远远就看见了那个尖顶建筑，因不敢相信，还揉了揉眼睛。
鸿苞居士屠隆远远指着那钟楼道：“这钟楼是广东布政司报效，请来的澳门葡萄牙匠师设计建造，你们欧罗巴人看着这样式应该眼熟吧。”